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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好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口译研究40年考察(

  原标题:期刊好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口译研究40年考察(一)(文/任文 郭聪 黄娟)

  提 要:本文采用文献法和内容分析法,回顾梳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口译研究发展历程,将40年中国口译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初步发展阶段(1978—1995)、较快发展阶段(1996—2005)、蓬勃发展阶段(2006—2018)。在纵览全貌的基础上,考察每阶段的研究主题、方法与特点,以呈现中国口译研究总体及阶段性发展特征,并分析当下研究之不足与问题,最后为口译研究继续向前推进提出建议。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这40年也是中国口译实践、教育和研究发展最快的40年,对其间口译研究历程进行梳理,回望过去、检视当下、展望未来,意义重大。自1989年首篇口译综述文章发表以来,每隔5年或10年都有综述论文问世,但针对近几十年中国口译研究进行综述的文章,迄今仅见王斌华(2018)一篇,时间跨度为1978—2017年,范围限于中国大陆(内地)外语类核心期刊。相比而言,本文跨越40年(1978—2018),首次将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口译研究成果共同置于统一的宏观历史框架下进行考量,阶段划分不同,选刊范围不局限于外语类。通过文献研究法和内容分析法,在纵览40年口译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每一阶段研究的主题、方法和特点,以呈现总体及阶段性发展状况、研究成果的质与量,分析存在的不足与问题,最后提出口译研究继续向前推进的建议。

  本文以发生学上的历史事实为分期标准,将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口译研究分为三个阶段。1)初步发展阶段(1978—1995)。此处的“初步”并非从零开始,从1949年至学术活动被迫中断的1966年,大陆(内地)至少有6篇口译文章和两本教材问世(任文 2018),但改革开放给中国翻译实践、教育和研究带来的推动作用史无前例。2)较快发展阶段(1996—2005)。1996年以前,大陆(内地)的翻译学术会议均聚焦笔译,鲜有参会者作口译专题发言。1996年,厦门大学举办首届全国口译理论与教学研讨会,标志着大陆(内地)口译研究学术意识的树立。自此,该会议每两年召开一次,为推动中国口译研究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我们将1996年作为本阶段起始年的主要原因。3)蓬勃发展阶段(2006—2018)。在2006年和2007年,翻译专业和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分别获准设立,成为大陆(内地)高等教育领域的标志性事件。这既是翻译研究不断发展、学科意识不断增强、翻译行业职业化演进的必然结果,又反过来推动口笔译研究和翻译学科持续进步。当然,此分期以大陆(内地)翻译/口译相关里程碑事件为基准,未必能准确地反映台湾、香港、澳门口译研究的阶段性特点。但改革开放后随着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学术交流的深入,相互影响不断增强,这从各阶段研究主题与视角互有参照、学者跨区交叉发文的情况就可略窥一斑。

  大陆(内地)所选论文均来自CNKI核心期刊,先用数据爬虫将所有核心期刊口译文献导出,再手动降噪处理。台湾地区论文则来自登载口译论文较多且属同行评议的刊物:《编译论丛》、《翻译学研究集刊》、《台湾日本语文学报》、《辅仁外语学报》、《英语文暨口笔译学集刊》、《英语语言与文学学刊》、《东吴外语学报》、《应用外语学报》、台湾《编译馆馆刊》。使用“华艺线上图书馆”“期刊文献资讯网”“台湾人文及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资料库”,以“口译”“通译”“翻译教学” “interpreting”“interpretation”“sight translation” 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并按刊种逐个查证有无电子版论文。香港论文使用EBSCO和Google Scholar搜索,并于香港岭南大学图书馆进行实地刊物查询。香港口译研究论文多发表于香港翻译学会出版的《翻译季刊》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翻译学报》。为一览香港口译研究全貌,我们也将记载香港翻译研究发展历程的《翻译丛论》《翻译新论集》和《翻译教学研讨会论文集》纳入考察范围。澳门仅有1998年创刊的《澳门理工学报》。除论文外,本文在某些情况下兼涉专著(含译著)和博士论文。

  入选论文作者均来自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论文归属以刊物属地为准(不含国际发文);研究者到长期生活工作的港澳台地区发文或出版的情况被视为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学术互动之证据。

  主题分类参照王茜、刘和平(2015)的方法分为七类:口译过程、口译实践与职业、口译产品、译员、口译教学、口译理论和元研究(表1)。对于主题交叉或多元的情况,以重点主题为准。

  改革开放40年,大陆(内地)核心期刊论文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图1),阶段性攀升态势明显,第三阶段更是呈跳跃式蓬勃发展局面。三个阶段发文数量分别为178篇、298篇和1,010篇,年均分别是10篇、30篇和78篇;且第二、三阶段单年发文最低数量皆超过前一阶段单年最高数量。

  在主题方面(表2),“口译教学”一直是口译研究的重点,仅在第一阶段位居第二,在第二、三阶段均是一枝独秀,占比达38%。“口译实践与职业”在第一阶段独占鳌头,主要是因为发展初期重视口译实践经验总结;在第三阶段再次大幅增加,原因与此阶段口译职业化进程及口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密切相关(详见3.2.3)。“口译过程”近年增量较大,主要源于国际学界认知视角口译研究回暖带来的影响。元研究在第三阶段跳跃式增长的原因,除了不时地有历时性综述论文发表外,更与积极追踪国际学术热点并作综述性引介有关(如语料库研究、认知研究、技术研究、口译史研究)。“口译产品”“译员”“口译理论”主题始终较少,盖因相关研究一旦深入,就可能发生归类变化,如“质量”和“效果”归入教学中的“测评”,“译员心理”并入过程研究,“理论”则可能与其他主题融合。

  在港澳台地区(表3),台湾发文总量呈上升趋势,三个阶段分别为5篇、55篇和75篇。香港发文总量不多且逐段下降,分别为12篇、11篇和9篇,这与香港口译学者数量较少,且以国际发文为主,以及近年来到内地发文较多有关。澳门至第二阶段方有16篇论文刊载,这源于澳门回归使得语言问题受到重视;第三阶段仅5篇,同样因为澳门口译学者更重视国际发文。与大陆(内地)相同的是,“口译教学”始终是热点,“口译实践与职业”在初期受到关注较多,近期“口译过程”研究逐渐升温。下面,我们将对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口译研究的各阶段特点作进一步考察。

  注:本文节选自《外语教育研究前沿》(原名《中国外语教育》)2019年第1期第27—37页。由于篇幅所限,参考文献及注释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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